「產業在擴張，但潛在風險的機率也在增加。這令人沮喪，」一位業內人士表示。
儘管K-content已獲得全球認可，並成為國家戰略性產業和出口驅動力，但與演員相關的風險仍是未解的難題。近期的一個例子是，在演員趙震雄過往犯罪紀錄曝光後，tvN備受期待的劇集《Signal 2》前景變得不明朗。此案突顯了一個涉及數億韓元製作成本和數百名工作人員的項目，如何可能因單一演員的問題而陷入危機，引發了整個行業的擔憂。
K-content人氣高漲推升演員片酬
隨著全球線上串流媒體服務（OTT）在韓國取得成功，韓國電視劇產業經歷了快速成長，製作成本、演員片酬和創作者的市場價值都急劇上升。根據業內消息，電視劇的預算相較於疫情前已增長超過三倍，其中主演片酬的增加尤為顯著。
演員金秀賢在tvN的《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》（2020年）中每集片酬為2億韓元（約135,436美元），但在隔年Coupang Play的劇集《某一天》（2021年）中，其片酬已升至每集5億韓元（約338,517美元）。據報導，他為預計今年上映的Disney+劇集《Knock Off》也獲得了相近水平的報酬。演員李政宰在Netflix的《魷魚遊戲》第二季和第三季中，每集片酬超過10億韓元（約677,369美元），創下韓國最高紀錄。
問題在於，隨著演員片酬飆升，相應的責任框架卻未建立。在高度依賴主演的製作環境中，個人的爭議甚至可能導致整個項目取消。
一位化名為A的電視劇製作人解釋道：「演員確實是一個項目的『門面』。即使有數百名工作人員參與製作，演員才是宣傳劇集、並讓觀眾沉浸於角色中的人。自然地，對少數主演的依賴是不可避免的。」
「只能仰賴演員的良心」… 缺乏制度性替代方案
雖然製作公司與演員透過合約界定權利與義務，但業內人士一致認為，這些合約在預防風險方面有其侷限性。考慮到「製作方-演員」之間的階級動態，很難執行強有力的條款來追究演員的責任。
電視劇製作人B分享道：「對於主演，當你寄出合約時，條款經常會被修改。即使我們想加入與責任相關的條款，如果演員要求更改，我們也別無選擇，只能接受。在合約中，演員是『主導方』，而製作公司是『從屬方』。」
即使是規定因「引發社會爭議」而需罰款的條款也面臨模糊性——「社會爭議」的範圍有多廣？損害規模如何計算？要計算損失也相當困難，這包括製作成本以及潛在的額外收入。
來自ENT Law Office的姜鎮錫律師解釋說：「合約至關重要，但結果可能取決於合約是否包含像趙震雄案例那樣，要求演員為過往行為負責的條款。如果合約是在平等基礎上起草的，公平的協議是可能的，但在一個階級分明的行業中，這很困難。」
業界的擔憂日益加深，因為更高的製作成本意味著更大的潛在損失，然而管理這些風險的制度機制仍然不足。製作人A表示：「實際上不可能去核實演員從學歷到犯罪紀錄的一切。最終，你必須相信演員的良心以及經紀公司管理他們的能力。」
製作人C強調：「製作公司需要更謹慎地選角，而經紀公司必須負責任地管理其演員。對於無可避免的事件，政府層面應進行制度性討論，在徹底審查後確保最低限度的製作成本得以保障。」
常見問題：
問：金秀賢有沒有獎項？ 答：金秀賢曾獲得多個演藝獎項，包括百想藝術大賞、SBS演技大賞等。
問：金秀賢的個人生活如何？ 答：金秀賢的個人生活相對低調，目前未婚。
問：他曾獲得哪些獎項？ 答：李政宰曾獲得多個獎項，包括韓國電影大獎、藍龍電影獎等。